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具备咖啡种植生产的自然禀赋和消费的市场规模优势,但长期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通过对占中国咖啡产量98%的云南咖啡产区进行调研,并对政府、咖农、科研院所、咖啡行业协会及咖啡交易中心等相关主体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运用三级编码方法进行逻辑迭代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咖啡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呈现由低阶原料输出向高阶品牌转化的动态演化轨迹,其关键机制是国内大市场需求侧牵引咖啡产区精品化种植和产业链优化的供给侧升级,实现价值创造,从而突破低端锁定困局。实证检验基于全球咖啡贸易数据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估计动态面板模型结果,印证了研究假设。异质性分析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国兼具本地市场规模和结构效应,传统消费国只具备市场规模效应,而咖啡种植国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文章为中国咖啡产业充分利用我国独有的大市场优势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参照,对充分激发需求优势、扫清产业发展障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农产品消费需求占比在改革开放后40多年间持续下降,而城乡技术进步差异在不断扩大,后者可能挤压了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文章以此事实为背景和研究动因,探讨相对技术进步对农业与非农两部门产品消费需求差异的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相对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部门的产品价格和降低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可以降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占比,最终扩大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差异。文章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解出相对技术进步对于农产品消费需求占比的影响的两种渠道:价格效应渠道和共同富裕效应渠道。利用1978年到2021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文章实证验证了相对技术进步影响农产品消费需求占比总效应的分解机制,并估计了价格效应和共同富裕效应在总效应中的贡献。研究表明,我们应将农业技术进步的提升放在突出位置,这对我国保障农业初级产品供给具有政策启示;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从相对技术进步的视角全面揭示了我国农业产品消费需求下降的内在机制,为理解我国农业部门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文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放松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结果显示,生育政策放松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并且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生育意愿更强、家庭收入更高的家庭。虽然该政策没有促使原本没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进行风险资产配置,但降低了城镇中高收入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流量作为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其与平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亟待考察。鉴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允许企业为流量定价的基于Hotelling模型的平台双寡头垄断模型,并发现,根据消费者对商品估值与其渠道忠诚度之间相关性的差异,存在三种不同形态的市场均衡,分别为企业多渠道引流、市场完全覆盖的均衡,企业多渠道引流、市场部分覆盖的均衡,以及企业单渠道引流、市场部分覆盖的均衡。之后,本文分析了平台获客成本变化和市场细分程度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根据消费者类型差异分别为各类市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